【党史铸魂】湖湘潮 百年颂 ⑭丨遵义会议: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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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错误,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,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 从建党到开国,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,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。遵义——伟大的历史转折地,因一次会议,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,而此后的14年,中国革命昂首阔步,走向胜利。 1935年1月初的黔北,寒气袭人,红军攻克了素有“黔北锁钥”之称的遵义城。在这里,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。这时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商议,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,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,提议得到了同意。 此时,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,只能从零星情报中,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。 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:“有先生有好处,也有坏处;不要先生,自己读书、自己写字、自己想问题,这也是一条真理。”正是这个时机,中国共产党开始“没有先生、自己读书写字”,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。 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(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)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,青瓦灰墙,上下两层均有回廊。1935年1月,红军进占遵义后,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,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。 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,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,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,椅子围成一圈,如今陈设如初,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。 1935年1月15日,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、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,围坐在此,共商大计。 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“围剿”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 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,遵义会议连开3天。 首先博古作主报告,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。 周恩来作副报告,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。随后,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,击中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要害。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:拱手让权于李德,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,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。 毛泽东随后发言,对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。他指出:“这个错误,在整个战争中,归纳起来,表现在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,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,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”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,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,还牺牲了很多人命,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,“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,取消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权,解散“三人团”,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 1月17日晚,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,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“三人团”等决议。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。 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,迈开铁脚板,忽东忽西,“四渡赤水”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。1935年5月,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,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。 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,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。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,核心要义正基于此,正如毛泽东所说:“我们认识中国,真正懂得独立自主,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。”体现着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,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,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。 王稼祥:“关键一票”的关键作用 “客观地讲,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,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。”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。也就是说,王稼祥这“关键一票”,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 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队伍艰难进行在湖南与贵州的绵延山路间。 此时,几个月疟疾的折磨,加上对前途忧心忡忡,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,躺在担架上。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,也一直躺在担架上。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,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。一路上,毛泽东和王稼祥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,并取得一致意见,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,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。随后,毛泽东与王稼祥、张闻天反复酝酿,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筹备。 遵义会议中,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,躺在藤椅上、发着高烧的王稼祥也坐直身子发言,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。 多年后,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:“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,并指出了博古、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,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,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,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,为毛泽东投出‘关键一票’。”
【党史铸魂】湖湘潮 百年颂 ⑭丨遵义会议: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
【概要描述】遵义会议
遵义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错误,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,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从建党到开国,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,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。遵义——伟大的历史转折地,因一次会议,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,而此后的14年,中国革命昂首阔步,走向胜利。
1935年1月初的黔北,寒气袭人,红军攻克了素有“黔北锁钥”之称的遵义城。在这里,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。这时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商议,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,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,提议得到了同意。
此时,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,只能从零星情报中,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。
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:“有先生有好处,也有坏处;不要先生,自己读书、自己写字、自己想问题,这也是一条真理。”正是这个时机,中国共产党开始“没有先生、自己读书写字”,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。
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(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)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,青瓦灰墙,上下两层均有回廊。1935年1月,红军进占遵义后,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,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。
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,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,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,椅子围成一圈,如今陈设如初,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。
1935年1月15日,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、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,围坐在此,共商大计。
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“围剿”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,遵义会议连开3天。
首先博古作主报告,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。
周恩来作副报告,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。随后,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,击中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要害。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:拱手让权于李德,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,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。
毛泽东随后发言,对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。他指出:“这个错误,在整个战争中,归纳起来,表现在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,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,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”
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,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,还牺牲了很多人命,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,“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,取消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权,解散“三人团”,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1月17日晚,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,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“三人团”等决议。
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。
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,迈开铁脚板,忽东忽西,“四渡赤水”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。1935年5月,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,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。
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,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。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,核心要义正基于此,正如毛泽东所说:“我们认识中国,真正懂得独立自主,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。”体现着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,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,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。
王稼祥:“关键一票”的关键作用
“客观地讲,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,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。”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。也就是说,王稼祥这“关键一票”,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队伍艰难进行在湖南与贵州的绵延山路间。
此时,几个月疟疾的折磨,加上对前途忧心忡忡,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,躺在担架上。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,也一直躺在担架上。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,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。一路上,毛泽东和王稼祥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,并取得一致意见,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,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。随后,毛泽东与王稼祥、张闻天反复酝酿,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筹备。
遵义会议中,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,躺在藤椅上、发着高烧的王稼祥也坐直身子发言,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。
多年后,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:“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,并指出了博古、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,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,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,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,为毛泽东投出‘关键一票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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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会议
遵义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错误,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,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从建党到开国,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,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。遵义——伟大的历史转折地,因一次会议,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,而此后的14年,中国革命昂首阔步,走向胜利。
1935年1月初的黔北,寒气袭人,红军攻克了素有“黔北锁钥”之称的遵义城。在这里,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。这时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商议,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,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,提议得到了同意。
此时,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,只能从零星情报中,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。
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:“有先生有好处,也有坏处;不要先生,自己读书、自己写字、自己想问题,这也是一条真理。”正是这个时机,中国共产党开始“没有先生、自己读书写字”,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。
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(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)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,青瓦灰墙,上下两层均有回廊。1935年1月,红军进占遵义后,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,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。
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,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,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,椅子围成一圈,如今陈设如初,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。
1935年1月15日,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、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,围坐在此,共商大计。
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“围剿”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,遵义会议连开3天。
首先博古作主报告,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。
周恩来作副报告,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。随后,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,击中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要害。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:拱手让权于李德,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,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。
毛泽东随后发言,对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。他指出:“这个错误,在整个战争中,归纳起来,表现在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,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,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”
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,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,还牺牲了很多人命,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,“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,取消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权,解散“三人团”,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1月17日晚,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,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“三人团”等决议。
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,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。
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,迈开铁脚板,忽东忽西,“四渡赤水”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,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。1935年5月,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,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。
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,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。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,核心要义正基于此,正如毛泽东所说:“我们认识中国,真正懂得独立自主,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。”体现着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,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,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。
王稼祥:“关键一票”的关键作用
“客观地讲,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,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。”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。也就是说,王稼祥这“关键一票”,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队伍艰难进行在湖南与贵州的绵延山路间。
此时,几个月疟疾的折磨,加上对前途忧心忡忡,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,躺在担架上。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,也一直躺在担架上。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,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。一路上,毛泽东和王稼祥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,并取得一致意见,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,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。随后,毛泽东与王稼祥、张闻天反复酝酿,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筹备。
遵义会议中,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,躺在藤椅上、发着高烧的王稼祥也坐直身子发言,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。
多年后,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:“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,并指出了博古、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,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,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,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,为毛泽东投出‘关键一票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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